“银行系”投行资源优势取胜 多模式共建服务网络

　　近年来，中国投资银行业的快速崛起与多元化发展日渐成为全球金融市场 一个引人瞩目的焦点。《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Dealogic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中旬，今年年初以来亚太地区投资银行业务收入中的19%由中国投行获得，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4%左右。

　　中国的投资银行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以证券公司为主体的“券商系”投行;二是以信托公司为代表的“信托系”投行;三是以商业银行为背景运行的“银行系”投行;四是一些小型投资咨询公司和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为主体的“精品投行”，如华兴资本、普拓资本等。除了以上类别外，还包括一些财务顾问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但从规模而言，前三类是中国投行机构的主体。

　　以上三类主要的投行机构中，“银行系”投行虽属后起之秀，但无论从项目数量还是融资安排规模都是其中最大的。

　　在业务范围上，三者既有共同点，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共同点而言，随着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三者经营的范围逐步融合，部分业务均可开展，比如三者均可开展财务顾问业务，部分“银行系”投行和部分“券商系”投行可开展债券承销业务等，这形成了三者竞争性的一面。

　　三者也存在着很多差异。其一，牌照的不同形成了业务方向的不同，比如“银行系”投行没有IPO牌照，不能开展股票承销业务，此类业务只能由“券商系”投行操作;“信托系”投行利用信托牌照，发挥信托平台“通道”优势，通过融资信托方式恰好能够满足优质企业和项目的融资需求，这使得“信托系”投行较之另外两者在操作上更有优势。其二，客户和资金“资源”上的差异，这一点“银行系”投行有着相对的优势，庞大的“资源”存量规模为投行业务的开辟提供了以融资业务带动顾问服务的新模式，尤其对一些资金规模较大的项目，“银行系”投行能够更快捷的满足企业的需求。

　　可以看出，“券商系”投行重在“牌照”，“信托系”投行重在“通道”，而“银行系”投行重在“资源”，在不同的环境下，三类投行的发展高下自现。这也决定了“券商系”投行以经纪业务为生存之本、盈利之源;“信托系”投行在前几年抓住了“通道”优势，形成了“融资信托”为主体的盈利模式;“银行系”投行利用“资源”优势后来居上。

　　随着宏观环境、金融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包括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金融市场化的推进、投行主体的增多等因素的影响，虽然中国的投行业务空间越来越大，但各个投行主体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焦点将更多集中在“资源”的争夺上，“银行系”投行将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信托系”投行如果缺少了“银行系”投行提供的客户和资金“资源”，生存将备受考验。“信托系”投行在过去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离不开银行的合作和推动，“通道”是“银行系”投行发展的工具，而难以成为竞争的主体力量。“券商系”投行同样面临客户和资金“资源”的问题。“银行系”投行将能够在未来发挥其自身的突出特点，与“券商”和“信托”密切合作。

　　例如，由于商业银行在资金端和客户端拥有的优势，“银行系”投行开拓业务一方面依靠传统业务拉动，另一方面着力开发银行间市场和场外市场产品，通过借助券商或信托的方式深度参与上市公司再融资业务;在盈利模式方面，“银行系”投行往往采取“顾问+融资”的模式，在进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同时，通常也会带动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例如资金的结算、贷款的发放等，其盈利创造具有外溢性;在风险控制方面，“银行系”投行基于商业银行的稳健性特征，对于投行业务的审批通常较为严格，对风险因素通常能够防患于未然。总体上，“银行系”投行发挥的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协同优势。

　　“银行系”投行与其他类型投行之间合作的意义远大于竞争，可以相互协作形成效率更高的投行服务网络。例如从投行业务开展的过程来看，在项目营销阶段需要强大的资源基础，产品设计阶段需要专业的人才和敏锐的风险意识，成交发行阶段需要执业牌照和通道。在这三个阶段“银行系”投行、“券商系”投行和“信托系”投行可以很好地实现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