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考生多困难,总有途径解决

　　7月24日,利群阳光助学行动志愿者探访寒门学子陈国彬。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7月25日,临沂利群阳光助学行动志愿者团队在郯城一中成立。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18日,随着最后一批利群阳光学子名单的公布,2013年利群阳光助学也接近尾声。
　　从2002年利群阳光助学走进山东,转眼间已过十多年。其间,公益助学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十年前,不少贫寒学子考上大学后,需要向亲友举债才能筹足学费；而如今,不少公益助学项目甚至会主动上门资助。
　　十年的助学氛围之变,在郯城一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个位于山东最南部县城、地处沂蒙老区的高中的经历,折射了整个社会助学公益事业的演变。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舒婷婷　　　　　　

孤儿考高分 救助涌上门
　　2013年的这个暑假,对临沂市郯城一中的高三毕业生陈国彬来说,是一个被幸福和关爱环绕的季节。
　　高考632分,顺利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录取,对这个与76岁奶奶相依为命十几年的小伙子来说,是人生一大喜事。然而,学费却令人发愁。为此,高考一结束,陈国彬便到镇上的一家小工厂打工。
　　不过,当利群阳光助学行动来到这个贫寒农家时,记者得知,这已不是第一个关注陈国彬的助学项目了:当地的民间助学组织已经了解了他的情况,并表示予以救助；一位受爱心企业家委托的热心人也来考察过；同时,他的家庭情况也完全符合当地政府发起的助学行动。对陈国彬来说,他要做的,就是从这些公益项目中选择一个。而且,在一位爱心人士决定资助他四年的学费后,他将无后顾之忧地走进大学。
　　郯城一中团委书记杨鹏对此倍感欣慰。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百余名优秀的高考毕业生由他经办接受各界资助。这每每让他想起10年前自己做高中班主任时的情景,“那时候贫困学生更多,但很少有来自社会的助学项目。”
8年前只有助学贷款 如今助学项目数不清
　　“别说10年前,就说2005年当班主任的那一年,对新考上大学的学生,几乎也是没有什么资助的。”杨鹏回忆,“当时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助学贷款,但一个班也就一两个名额。”
　　郯城一中政教处主任朱现宝回忆,当时学校每年减免在校生18万元学费,但全校90个班,每个班一学期只能减免1000元,班里的贫困生再均分这1000元。
　　当下,截然不同的情形已然呈现,团委和政教处分别承接着一些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助学项目。据了解,2012年,在全校1600余名高中毕业生中,接受到资助的准大学生接近百人。这一年,郯城县民政局开始资助部分困难准大学生,仅此一项,郯城一中便有10名学生成为受助者。同期,郯城县林业局也出资2万元在郯城一中资助了四名准大学生。
　　“如今助学的渠道多了,不管家庭多困难,只要考上大学,总有一种途径可以解决。”杨鹏说,去年郯城一中申请到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有150人左右,平均到每个班都有四五个名额。
民间力量 渐成助学主力
　　杨鹏说,即便是在郯城这个县域之地,如今名目繁多的各种助学项目,自己也说不清、记不全。因为除了几个较大的助学项目,一些零零散散的助学行动一直在进行。来自民间的资助已成助学主要渠道。
　　“民间助学逐渐由单个企业、个人的资助,向长期资助项目发展。”杨鹏说,比如在郯城一中,现行针对在校学生的最大资助项目来自上海华杰仁爱基金会。针对准大学生的救助,则来自国家电网彩虹助学项目,自去年开始,每年30万元,资助60名学生。仅此一项,就占到学校受助准大学生的一半左右。
　　此外,每年都会有一些个人联系到学校,想资助学生。“只是有的没有反馈信息,具体有多少学生得到了资助,也就没有准数了。”杨鹏说。
　　国家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曾分析认为,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开始,中国民间慈善事业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救助项目的聚集,让杨鹏的暑假变得格外忙碌。眼下,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学校的困难学生详细信息登记在册。“如今困难学生多数在农村,学校得调剂一下,尽量避免重复救助。”　　
公益助学组织 更具持续性
　　随着民间助学的进行,一些公益组织也在几年间自发组织起来。相比个人,其助学行动更有持续性。
　　在郯城县,郯城义工联合会一直在从事助学行动,他们今年的计划是资助7名准大学生。“成立三年,现在联合会的固定成员已有70多人。”该会会长廖兴芳说,自2009年联合会成立,长期资助的学生有140多人,其中多人是从初中或高中开始便接受资助,“去年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今年有7个,明年就有十几个了。”
　　在今年本报利群阳光助学行动中,沂蒙爱心使者团承担起走访部分沂蒙山区学子的任务。虽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但成立两年来,沂蒙爱心使者团已资助了数十名学生。团队发起人之一林萍说,他们助学的资金多数由成员筹集,“有些经营着企业,有些只是普通市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