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营：农村年轻人大量进城 昔日村落将何去何从？

清明小长假后年轻人返城，农村恢复了冷清。

　　为了更好生计，村里年轻人进城

　　李洪明，几年前担任东营区龙居镇麻湾村村党支部书记。那时，他认为麻湾村是周围的一个大村——220户，786人。但如今的人口流动，让他不再那么确信这个论断。因为，经过前一段的了解，目前长期生活在村里的人口只有原来的1/3。

　　2014年，麻湾村新出生人口6人，与死亡人口相等。村里的小学连同几十名学生迁至管区，另外每年还有近10名大学生“走出乡村”。李洪明说，这些都不是村子失去以往活力的主要原因。“大量年轻人到城镇打工才是关键因素。”

　　麻湾村不少村民居住在东、西城开出租车，那些在城里打工的村民最多每月回一次村。据悉，该村在东、西城买房子居住的已经超过100户。李洪明告诉记者，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在村里种地了。

　　以种植西瓜和速生林为主业的麻湾村，人均收入1.5万多元，高于我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4000元。李洪明说，虽然人均收入连年提高，但农民依旧压力很大。他的同行——龙居镇十三图村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深有感触。

　　“仅举一个例子，现在小学生一学期的校车费用1100元，加上其他费用，一年下来累计就5000多元。”张东亮说，较大的支出压力以及城市的高收入，促使和吸引着农民进城务工。

　　广饶县花官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住房为例，在村里盖一座房子，算下来需要20万元。“有这个钱，还不如去城里买房子呢，别忘了在城里可以贷款。”该工作人员称，城市优良的居住环境以及社会保障条件是吸引村民入城的原因。“村庄里的人对未来的生活怀有期待，跟着时代走，总要去寻得一种更好的生计。”

　　张东亮“主政”的十三图村大部分土地是盐碱地，每市亩承包费用仅有100到150元。这是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的最低价。除去这一特例，土地流转费用一般在800至1500元/市亩。

　　不少村支书告诉记者，年轻人的大量入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土地流转的产生与发展。反过来，它的发展与盛行又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因为土地流转多在一定程度上让农民没了后顾之忧——把土地承包出去，荒不了，并且能拿到一部分钱。“这笔钱可以让留守在家的老人衣食无忧。”

　　村庄规模减小的影响

　　中国正在发生村落的巨变。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

　　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

　　在东营区龙居镇朱家村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明看来，农民进城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至少土地流转为村里300多亩梨树大规模种植和养牛业扩大规模提供了土地保障。不过，他与他的同行们一样，都认为年轻人的大量外出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

　　黄坵村有党员40人，比53岁的韩吉文年龄小的党员只有3人，60多岁党员居多。张东亮的十三图村有党员39人，大都在50岁以上。朱家村40岁以下的党员只有6人。

　　“年轻人到城里去，现在发展年轻党员也很有难度。村内党员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李连明告诉记者，年轻人思想开阔，干劲足，在村内做产业结构调整的决策时不保守。“党员年龄结构如果老龄化比较严重，会对村庄管理或决策能力与水平造成影响。”

　　在十三图村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看来，村里的年轻人大量进城还会造成一个问题——“他们入城，都是工作在县级或者以上级别的城市。时间长了，他们会日渐看淡咱们村一级管理机构的权威。”张东亮举例说，很多有城镇工作经历的年轻村民家里遇到问题，直接向镇或者更高级别部门“打去热线”，而不通过村。“但是问题最后还是要由咱们村这一级来解决。”

　　记者采访了解到，年轻村民的大量进城还带来了“代际之间的权威倒置”。理由是，随着年轻人了解更多信息，逐渐“见多识广”，年纪越大的人越容易成为接受新事物的滞后者，一个大家庭里的话语掌握权开始呈现出低龄化。

　　李小兵今年32岁，夫妇在东城经营蔬菜运输生意，父母在家种植一家的土地。不过，父母在种植什么作物上并没有决定权，李小兵会根据自己掌握的行情信息“遥控”父母种植自己认可的经济作物。“父母一般就会种小麦和玉米，他们在村里一辈子没见过什么叫‘市场’。”

　　农村不仅是农民生活的地方，还是不少民俗和传统文化的“栖息地”。村庄中的常住人口日益减少，村庄规模减小。农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受到较严重影响，黄坵村舞龙队的兴衰并不是一个孤例。记者了解到，从1960年起，龙居镇麻湾村一直有打鼓队，“鼓文化”盛行一时，成为闲时农民的重要消遣手段。“现在早就没有了，年轻人都出去了，谁学这个！打鼓手艺要失传了。”李洪明告诉记者，前几年刚成立的秧歌队，现在也面临“断代”问题。

　　“村庄不会彻底消逝”

　　去年腊月二十九，61岁的龙居镇朱家村村民朱振甫家迎来了难得的热闹，在外务工的两个儿子回家过年。村支书李连明说，近几年来，每到年关村里都会出现这种短暂的逆城市化现象——年轻人回老家过年。“这时候村里气氛也会跟着变得年轻一点。”

　　与李连明一样，在采访中，不少村支书都表示年轻人回乡确实给一年里终日沉寂的村庄带去了不少活力。记者注意到，这一论断有数据的支撑。今年头两个月，广饶县限额以上商贸企业消费品零售额9.97亿元，增长11.1%。其中城镇实现9.14亿元，乡村实现0.83亿元。就此，广饶县统计局分析称，在城务工青壮年的大量返乡，壮大了农村的消费群体。与此同时，不断影响和更新了常住村民的消费理念，由此拉动了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快速增长。

　　虽然如此，村里的“主政者”并不认为“这算什么有利的影响”，反而要仔细考虑他们离开村庄带来的问题——“村庄规模小了，以后怎么办？”

　　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以及农村规模逐渐变小的背景下，东营区龙居镇等地方的不少村庄已经开始合并建设社区。李洪明的麻湾村以及附近的六、七个村落就在社区涵盖的范围内。

　　合村建成社区后，管理方式一般会面临着有两个选项的选择题：社区化管理、村委会管理。“这一问题可选择的意义不大。”李洪明说，他当然会选择社区化管理。理由很简单——节约资源配置。

　　“如果实行村委会管理，那时候一个村也就三五百人，会浪费很多资源，还不如集中起来，更好地解决配套措施。”

　　李洪明平时跟周围的村支书都有交流。在讨论中，他们都觉得，村民搬进社区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能不能一下子改变过来是一个更大问题。

　　“当然，我们都认为村庄应该不会彻底消失。”他们的论据主要归结为，村庄作为一种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其终结过程要比作为职业身份的农民更加延迟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