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黄像册里的老故事：追忆我们一起参加过的高考

　　高考

　　本报记者耿海龙乔国军葛学涛田文荟王蓉

　　昨天，本报邀请不同年代的高考生们同做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作文年代秀”，同题作文见报后，引发市民热议。有不少读者致电本报，表示很想听听不同年代的高考生们的高考故事：高考，是每一个学子最重要的成年礼，更是每个经历过的人记忆中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去。

　　今天，本报记者应读者要求，采访了部分昨天“作文年代秀”以及其他不同年代的高考生，请他们讲述自己的高考故事，让我们共同回望那段青葱岁月、那份发黄或者依旧清晰如昨的记忆、那份成长过程中的执著与艰辛……

　　高考了，4分钱买两个鸡蛋犒赏自己

　　讲述人：叶橹，1953年参加高考

　　叶橹原名莫绍裘，著名学者、诗歌评论家，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他1953年参加高考，到今年整整一个“甲子”。

　　莫老说，60年前的高考和现在没有可比性，变化实在太大了，那个年代大学生少，中学时代求学很艰苦。他还记得当年高考第一天的早上，他花4分钱买了两个鸡蛋“犒赏”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吃鸡蛋。”

　　莫老说，他在广西桂林下辖的平乐县读书，高考要到桂林城区去考，前一天到了桂林住在旅馆，那时候的旅馆和现在不能同日而语，其实相当于若干人居住的简陋集体宿舍。那时候是高考前填志愿，他填报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三个志愿，最终被武大录取。当时的录取制度和现在也很不一样，主要是看报专业的成绩，例如他当时报的武大的中文系，录取时着重看语文成绩，但是当时公布成绩仅仅公布总分，具体各科的录取分数，在院校老师那里才能看到。

　　和现在用快递送录取通知书不一样的是，莫老被录取的消息是从广西当天的报纸上看到的，“当时考大学的人少，大学也少，所以录取的人在报纸上登出来是有足够版面的。”

　　在那个大学生凤毛麟角的时代被知名大学录取，是不是应该是很荣耀的事情呢？莫老回答事实恰恰相反。虽然国家对大学生很重视，但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行业人才紧缺，很多人上到高中就算是高学历了，能分配到很好的工作，所以当时上大学并不是多让人羡慕的事情，反而不少考上大学的学生，羡慕他们的高中同学能早点踏上社会赚工资。

　　也正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考生们面对高考并不像现在这样紧张，就算是考前的那一天，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都是和平时一样该怎么玩就怎么玩，当时选拔人才更注重某个专业，而不是全面学科的考查，莫老自谦自己是受益者，“如果现在的考法也许就考不上大学了”。

　　莫老还清晰记得，60年前他高考作文题目是命题作文《我最难忘的一个人》，由于莫老从小就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读了很多书，对小说的写法已经很了解，所以当时他就根据解放前县城一个被枪毙了的地下党的事迹虚构了一篇小说。也正是他在语文上的突出成绩，成为武汉大学1953级中文系从全国选拔的25个学生之一。

　　开考前半小时，借邻居自行车赶考

　　讲述人：马家鼎，1965年参加高考

　　1965年,对马家鼎来说是幸运的,因为这是1966年中断高考前的最后一次高考，也正是通过这一次高考，他如愿考上了大学，用他的话来说，算是走上了“白领”之路。

　　历经半个世纪，回忆起当年高考的那一幕幕，马家鼎如在眼前。他回忆说，高考的最后一天考英语，在家临时抱佛脚复习的他，因过于投入竟忘了时间，直到母亲推门进来催促，他才意识到晚了，此时距离考试只有半个小时了。

　　“要是放在现在，那好办，打个的，甚至可以请110派警车护送。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不要说的士，即使是自行车，扬州也没有几家有。”马家鼎说，那是他住皮市街，考场在苏北农学院，步行就需半小时，何况还要提前一刻钟进场！所幸邻居刘轶千教授有自行车，母亲跑去借时，对方二话没说，连忙把自行车推出来。他一路狂骑，风驰电掣，仅用了十分钟就赶到考场，刚下车，进场的铃声就响了，送考的老师连忙接过自行车，把他推进了考场。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语考卷作文题上有一英文小注，即若考得好，可加10分。而我却领会为，要另外作题。结果我把熟背了的一篇作文"班上学习雷锋以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回想起当时的场景，马家鼎记忆犹新，起初还自鸣得意，结果和同学们一交流，发觉自己错了。顿时，虚汗直冒，想到这下坏了，完全走题了，30分要扣光了。

　　“差1分要落后几百人，60个人的一个班也就七八个人考取大学。”马家鼎坦言，那个时候真叫“一考定终身”，考上了就成了“国家的人”，国家包分配公务员、老师、大企业意味着这一辈子都不要烦神了，而自己一下子扣光30分，顿时就觉得没戏了，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同学们围上来安慰，班主任朱传伟老师还请了几位女同学把他护送到家。

　　然而，令马家鼎没有想到的是，发榜时竟然被南师大录取。须知，当年一般学校的高考录取率也就在百分之几。至今，他每每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对当年护送的同学仍心存感激。更有趣的是，1966年“文革”中，系里档案外流，他无意中发现了入学考试分数，外语竟有70多分（那时，考试分数是保密的）。可见，作文虽走题，也是得了分数的。

　　“我想，人生有许多机缘巧合，高考不过是我们踏上人生之路的第一个重点站。”马家鼎感慨地说。

　　我抓住了“文革”期间唯一的高考机会

　　讲述人：黄首翔1973年参加高考

　　1973年的高考，是十年动乱期间唯一一次堪称货真价实的高考，在此前的1972年高考，完全是由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在当年的考生中，更是出了个名噪一时的“白卷英雄”张铁生，这些都给那个特殊年代的高考增添了几分荒诞的味道。

　　而1973年的高考，是一次真刀实枪的高考，完全凭由分数录取，对于当时20岁出头的启东民兵营长黄首翔来说，这次高考犹如溺水者的稻草，暗夜里的曙光。

　　在启东插队的年轻人们，在得到高考的讯息时，已经离高考仅剩两个月了，没有人能准确说出，在学校大都已停课的背景下，这次高考意味着什么，但黄首翔深知，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自1969年高中毕业后，从小就酷爱文学的黄首翔不得不离开了校园，而这次高考，是一次重返菁菁校园的机会，除了紧紧抓住，没有其他任何选择！

　　离高考仅剩两个月时间了，这是一次与时间的赛跑！黄首翔放下手头的工作，组织了七八个志同道合的高中同学，回到了母校启东东南中学，学校早已停课，校园荒芜不堪，教室里结满了蜘蛛网，被解散回家的老师更是不知所终。

　　黄首翔费尽周折找回了各科的任课老师，起先，被政治运动搞得胆战心惊的老师们还不太敢给这群渴求知识的学生补课，怕犯错误，但最终被黄首翔们的坚持所打动，“我们抓住每分每秒，每天废寝忘食地学；老师竭尽全力地教，我们每天都过得异常疲惫而亢奋，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日子。”黄首翔说，在当年的社会背景下，能拥有这样一次绝无仅有的高考机会，简直是个奇迹，老师们全力助考，考生们也是全力以赴，师生们都想成为奇迹的缔造者。

　　那两个月里，黄首翔和同学们带着铺盖，还有一点简单的干粮，住到了学校的教室里，由于学校早已停课了，没有电供应，每天晚上只能点着油灯，就着微弱的灯光学习，“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一醒来就看书，每天通宵达旦地学习，两个月里没有出过门。”黄首翔说，这种与命运抗争的拼搏精神打动了所有身临其境的人，两个月的突击复习快要进入尾声时，师生们泪流满面，为迷茫未知的前途，更为熊熊燃烧的青春与梦想！

　　高考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黄首翔骑上一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挥别家人，一个人赶往县城的考场，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走向光明、走向希望的考试。考试非常严格，每个考生都得接受搜身检查，防止夹带，用作考场的教室以外被画上白线，在白线之外，看不到一个家长送考，考完后，黄首翔到学校食堂取出事先存放在那里的中饭，就着一点青菜，萝卜干吃粥解决了午餐。

　　考试结束两个月后，正带领民兵开展训练的黄首翔，接到了人武部部长的报喜，考取了！其中语文考了全县第三名，黄首翔考中的扬州师范学院，是当年全省为数不多的几个复课的院校之一，以这里为起点，黄首翔开始了又一番崭新的人生。

　　在农田干活，录取通知书送来了

　　年参加高考讲述人：张玲玲1977年参加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我那年23岁，下放在城东乡种蔬菜。就是那扇关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后，让我走进了大学校园。录取通知书是生产队长送到农田里给我的，当时的心情无法形容。”扬州大学医学院妇产科教授、硕士生导师、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原主任张玲玲，就是当年570万考生中的一员。昨天，她对记者讲述了恢复高考给她个人命运带来的变化，以及她所经历的1977年高考。

　　“大概在77年10月份的时候，从广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信息，心里非常高兴，当即就报考了。”张玲玲说，与当时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1974年高中毕业后，就下放到当时的城东公社种蔬菜，还兼着生产队会计。“那一年的考生，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年龄相差也很大，有60年代的老三届，还有77年的初中应届生。”

　　对于当年复习迎考的“盛况”，张玲玲至今记忆犹新。离高考就两个多月时间，她重拾起几年前的书本，如饥似渴地复习，一边在田里锄草，一边背化学元素周期表。各学校也是开放式，老师不计任何报酬，帮大伙复习，有不懂的相互请教。“记得扬中树人堂的教室，连窗台上都爬满了人，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听老师讲课。回忆起那种场景，真叫人落泪。”

　　“考前我并不是很紧张，做了几套模拟试卷，都还不错。那时还有初考，扬州市出卷，我很轻松就过了关，数学还拿了满分。”张玲玲说，高考是由省里统一出卷，那年冬天，正式开考。考场设在扬州中学，每人一张桌子，每个考场有一个监考老师。“数学是我的强项，但考试时，还是被几道题卡住了，当时头有点发晕。稍作镇定后，我连做三遍，终于解开了。”

　　那一年高考竞争相当激烈，录取率不到5%，张玲玲是幸运的一个。400分满分的试卷她一下拿了286分，其中化学还得了满分。“分数已经超过南京大学260分的线，但我三个志愿填的都是医学。我父亲在医院工作，主要受他影响。”

　　“录取通知书到的时候，我正在田里干活，生产队长拿着邮递员送来的通知书，到地里找我，说我被南京医科大学录取了。”回忆起当时那种心情，张玲玲说“无法形容”。“一个高考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当时最开心的就是农村户口转城里了。后来，我带着糖到生产队，生产队炒了花生，在仓库里开座谈会为我送行，让我终身难忘。”

　　“1977年参加高考令人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能赶上1977年高考并因此进了大学校门，改变了个人命运，是我一生中的幸事。”张玲玲说。

　　高考前一天晚上，他偷偷溜进了录像厅

　　讲述人：曹岚1985年参加高考

　　1985年的高考，让海安少年曹岚第一次走出县城，更给他的母校海安曲塘中学增添了一段津津乐道的谈资，如今，距那次高考已过去28年了，曹岚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

　　“我的高考故事完全是个反面教材，看到报纸的孩子们可千万别学我噢。”曹岚笑着说，那年的高考是7号开考，正是大夏天，考前一天的晚上，躲在被窝里装睡的曹岚瞒过父亲的眼睛，趁家人休息后偷偷溜出家门。

　　到了事先约好的地点，三个男生正等着他，四个人前往的目的地是县城的一家录像厅，“看电影太贵了，录像厅看一晚只要几毛钱。”曹岚还记得，那晚上几个人耗在录像厅里看了两部香港录像片，第二天，睡眼惺松的曹岚打起精神和看录像的几个男生一道，走进了考场，由于时间匆忙，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

　　早在几个月前，从小就调皮捣蛋，桀骜不驯的曹岚在预考中由于分数不够，差点失去高考资格，在学校从教的父亲通过种种努力，好不容易为他争取到这次宝贵的高考机会，看着在录像厅里混了一夜的儿子，暴跳如雷的父亲差点气晕过去。

　　这次高考考了七门课，曹岚的临场发挥出奇的好，在考场坐定后，面对摊开的试卷下笔如有神，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曹岚拿到试卷后先从后面往前面做，除了觉得好玩，更是一种挑战，“我发挥得不错，数学满分120，我当时考了118分。”除了常规的科目外，这次高考还考了生理卫生。

　　考试结束在家里等分数的日子里，曹岚又回归到桀骜不驯的状态，高考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一场考试而已，反倒是父亲每天忙得团团转，到处打探分数，有一天夜里，父亲在邮局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电报，曹岚的高考分数出来了，考了524分，这个分数在全校名列第九，可谓高分。

　　这次超常的发挥，让曹岚顺利地被第一志愿南京大学地质系录取，这是身为教师的父亲为曹岚填报的院校和专业，当时没人相信他能考上，但最后，奇迹就这样降临了！这也使他成为那届曲塘中学考生中，唯一一个考取南大的。

　　曹岚的这次堪称奇闻的高考经历，在许多年以来，一直被熟悉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引以为谈资，在他的母校更是常被拿来引以为传奇，老师们在劝慰被不用功的孩子弄得焦头烂额的家长时，常常会提起当年那个叫曹岚的学生：他当年连预考都没过，最后不是也考上南大了吗！

　　为了降温，用冰块和风扇组合“土空调”

　　讲述人：张顺来1993年参加高考

　　“20年前，我也面临着同样的考试，也有属于那个年代的难忘记忆。当然，最大的不同是，那个时候，高考就像在挤独木桥，而现在的大学之门，已向所有的考生敞开……”昨天，我市民营企业家张顺来回忆1993年参加高考时的经历，不仅如是感慨说，他还向记者诉说了一直萦绕心头的高考记忆。

　　今年43岁的张顺来，出生于高邮市界首镇。1993年7月7日至9日三天时间，20来岁的张顺来，如期前往高邮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张顺来告诉记者，那一年的高考天气，竟然出奇的热。考前几分钟，紧张的张顺来，战战兢兢地走进教室。而在教室的最后面，他却看见一个红色的大大的塑料盆，里面摆放着一块硕大的冰块。

　　而在三十七八摄氏度的高温下，冰块迅速地冒着白气。此时，电风扇虽然“呼呼”地吹着，但闷热的空气里，仍难掩盖盛夏的热浪。不一会儿，冰块的凉气很快蔓延开来，教室里也充满了清凉的气息。“因为没有空调，那时的条件很艰苦。为给学生降温，高邮中学的每个教室里，都放有一块硕大的冰块。”张顺来回忆说，这样的举动，让他感动很多年，也记了很多年。

　　张顺来坦言，他的人生，正是在这“冷却”的教室里，得以华丽转身。因为通过1993年的高考，张顺来不仅如愿考取大学，还在毕业后通过自身努力，成为我市某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回看往昔，张顺来表示，现在的高考教室里，再也不会摆放冰块来降温。取而代之的不仅仅是空调，几乎所有的考生，都能实现自己的大学梦。因为这20年来的变化，不但折射出了中国20年改革开放的沧桑巨变，高考也从“定向分配”“并轨招生”“大规模扩招”“自主招生”转变。

　　为省钱买复习资料，自制“公交月票”蹭车

　　讲述人：汪军1995年参加高考

　　汪军目前就职于邗江区人民法院法警队，他1995年参加了高考，昨天，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天他高考的那些事儿。在他看来距今18年前的高考已经是万人挤独木桥了，“火药味”十足，他跟当时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一样，为了一个大学梦拼命地奋斗着。

　　汪军告诉记者，他毕业的安徽蚌阜第四中学，是一所航模特色学校，因为自己是体育生，所以在4月份的时候就要去参加所报考学校的体育专项考试，考试项目有100米短跑、立定三级跳、5公斤铅球投掷以及800米长跑共四项，作为体育特长生，只有通过了所报考学校的初学合格证，才能去参加高考。“我提前两个月开始训练，没有老师督促，也没有同学陪伴，2月份开始，我就每天早上4点起床，然后骑车去体育场跑步，那时天气还是很冷的，从天黑跑到天亮，身上就出了一身汗。跑完后直接去上学，到了下午和晚上的时间还得抓紧训练，之所以在体育考试上花费那么多时间，就是想考上自己心仪的上海体育学院。”

　　谈到高考前的一些情景，汪军回忆说，他们当时物质条件不是特别好，同学家庭经济都不是特别富裕，当时因为有些学生离家远，必须乘坐公交车，虽然凭借学生证已经便宜了一半的价格，但还是有同学为了省钱买学习资料，就“模仿”公交公司所发的月票自制月票，以此蒙混过关。“条件虽苦，但想要读书的心却是不苦的，为每一次逃票成功省下钱来买资料而沾沾自喜。”另外，汪军还跟记者提及参加高考的那三天，他说七月正逢高温，天气相当热，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老师就想出了用冰块解暑的方法，“在考场的两处过道分别放一大块冰块用来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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